当善良遭遇恶意——一个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的故事！

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

当年亲历此事的实习生，多年后和我提起此事，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愤怒，说到激动之处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故事的当事人，都还活着，而且都属于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也为了不打扰当事人的安宁，阿宝将当事人的名字以字母代替。

隐去了这些信息，似乎就显得不够真实和有力。而漫长的时间，也注定使一些细节变得有些模糊。大家就当个故事，姑妄言之妄听之吧。

故事，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一个中国北方大城市里。

这个大城市里，有一家全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，而大学旁边，是与大学比邻而居的一家全国著名的三甲医院。

那一年，A同学在这家医院普外科实习，B医生是普外科的住院总医师，而C主任是这个科室的副主任医师。三个人，分别代表了医学生涯的三个层次，A是最底层的“菜鸟”，B是刚脱离“菜鸟”的普通医生，而C则已经晋身专家级别，是业内公认的腹腔镜手术一流的高手。

C专家对下级医生包括实习医生极其严格，曾经有女实习医生在手术室因为有几缕头发露在帽子外面，被他认为违反无菌原则，从手术室直接骂了出去。

背地里，被他的严苛要求折磨的苦不堪言的实习医生都称C为“变态”，但是，对于这位变态老师的技术水平，他们无不打心眼里佩服。

医院的日子，紧张忙碌而规律，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。A同学、B医生、C主任，三个人作为机器上的三个功能各不相同的零件，也每天高速而规律的运转。

直到有一天，小A的姑妈D教授找上门来。

D是一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，得了胆结石，需要手术。由于她现在并没有急性发作，不是急症患者，只能和普通患者一起排队等着住院。保守估计，她要排到一个月以后。

其实胆结石手术并不复杂，不想排队的话，这个城市有的是医院可以做这个手术。但D教授觉得自己对社会价值很大，生命非常宝贵，一定要到全国最顶级的医院，也就是小A实习的这家医院手术。

D教授之前托人想加塞，被医院婉拒了，因为她病情既不紧急又不危重，医院不肯照顾她。

于是D教授找到小A，大大诉了一通苦，说自己最近要出差，希望尽快把手术做了，让小A给想想办法。

小A懵逼了：我一个小小实习医生，哪能帮的上忙。

然而姑母心情很迫切，小A没办法，硬着头皮给科室住院总B说了一下。

小A虽然是实习医生，但是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刻苦，在科室很受老师喜欢。B见她实在为难，便给她出了一个主意：借床。

这家医院虽然是国内顶级的医院，但也不是所有科室都床位爆满，有个别科室床位不太紧张，经常有空床。

于是B建议小A：由B出面去别的科室借床让他姑母住下。然后再由他出面，请几个麻醉科和手术室朋友休息时间到医院加个班，把手术做了。

这个办法，不会侵害其他患者任何利益，既不会影响他们住院也不会影响他们手术。但医护人员会很辛苦，他们必须得每天去别的科室查房处理病人，还得在难得的休息时间拉一群麻醉科手术室的朋友一起加班。

C主任对这一计划默许了。他虽然被学生骂为变态，但其实内心非常善良。他自己就经常帮那些外地的穷困患者借床加台，以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等候时间和开销。每次他找人加台，都免不了被麻醉师护士真真假假骂一顿，但大家都知道他心好，所以他要加台的时候，只要不是太忙太累，能帮就尽量帮一把。

就这样，在不影响其他病人利益的前提下，D教授如愿以偿住进了医院，由C主任主刀顺利做完了手术，顺利出院了。

出院后，出事儿了。

住院的时候，D教授和他老公悄悄给C主任送了五千块的红包，以示感谢。C主任发现后，把钱交给了小A，让她还回去。于是小A就把钱还给了姑母，也就是D教授。后来D教授送了一些水果给加班的医务人员，大家实在推脱不掉，就分着吃了。

然而，不知为何，D教授悄悄把钱收了起来，没有告诉老公。

D教授的老公，是人大代表。

给医生送了五千块钱，D教授的老公一直耿耿于怀，老婆住院期间，他没说啥。待老婆出院以后，他发飙了。

在人大会议上，他以自身经历，在媒体面前指名道姓的强烈谴责C医生和他所在的医院，说：口口声声没有床位无法安排住院，结果把红包给够给足以后，立马就有床位了，就能收住院了。他公开指证C医生收了他五千元红包，痛心疾首的痛斥医院道德败坏，声色俱厉的呼吁加强医疗行业医德教育。

他的发言立即被媒体报道，诸多满腔正义的媒体记者蜂拥到医院，对C医生道德沦丧的行为进行采访和声讨。

从医院到科室再到当事医生，全都懵逼了。

医院问医生：到底收没收红包？

医生说：没收，退了。

人大代表说：没退，收了。

人大代表的指控，无疑比医生的自辩有说服力得多。一时间，不仅上级单位和媒体，就连医院领导和同事，都怀疑C主任真的收了红包。百口莫辩的C主任，医生生涯一夜之间岌岌可危，一个天才的年轻专家的职业前途，面临毁灭性的打击。

幸而，苍天有眼，C主任并不是把红包直接退给了D教授，而是由A同学转交。这一个无意的举动，挽救了他的前途，也挽救了无数的患者。

得知情况后急疯了也气疯了的小A，冲到D教授家里质问姑母：为什么姑父要诬陷好心帮了咱们的医生？

D教授说：“还钱的事儿，你姑父不知道。”

小A说：“可你知道啊，现在闹这么大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？”

D教授义正辞严的说：“你姑父是人大代表，他说收红包，不是针对的哪一个医生，而是针对的整个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，是为了改善整个医疗行业的医德医风。你们科医生没收咱们的红包，难道没收别人的红包？难道中国所有的医生都没收红包？我们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。再说了，他们不是收了咱们两箱水果吗？那也是违反纪律违背医德的！”

小A崩溃了，哭着回到了医院。回到医院躲在宿舍一直哭。当同学去安慰她的时候，她哭着说：“我想不到人性会坏到这种地步，我想不到我那么尊敬的人可以说着这样冠冕堂皇的话，做这种龌龊不堪的事！”

舆论汹汹，B医生受不了了，他对C主任说：“帮小A姑母的主意是我出的，这锅我来背吧。”

C主任说：“你背什么背，我是你上级，手术是我做的。这锅除了我谁也背不了。”

幸运的是，小A没有顾及姑父姑母的面子和尊严，向调查组讲明了情况，证明红包确实没有收。C主任终于避免了最糟糕的结果。

那时候没有微博，没有自媒体。

那时候，上级就是天，媒体就是天。

上级不能错，媒体不能错，所以医生和医院必须有错。

最终，医院认为，C主任收了病人的水果，是错误的，勒令他写检查。

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一哄而散的媒体，没有一句道歉的话，更没有一个字的更正。而这位大学教授和他人大代表老公的词典里，更是没有认错赔礼道歉这几个字。

风波结束后的小A，在医院压力非常大，很多人，尤其那些牺牲了休息时间加班给他姑母做手术的人，更是一肚子意见。觉得自己没脸见人的小A，一度不好意思进手术室。

而被实习医生骂为“变态”的C主任，亲自带不好意思进手术室的小A上手术，对大家说：“大人的事情，和孩子没关系。”反复叮嘱本科室和手术室的医务人员善待小A，不要为难她。

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紧张和忙碌。

多年后，当年的C主任已经是全国著名的顶级专家。当我听到这个故事，通过朋友想和他聊聊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：过去那么久了，早忘了。

我不知道，他是真的忘了，还是不愿提起。

我宁愿相信是前者，每日忙碌如他，有太多的生命要求拯救，有太多的工作要去操劳。也许他真的无暇去为这些事情生气，更懒得放在心里。

但是，我们所有人做的一切，都会在历史留下痕迹。

这种忘恩负义、反咬一口的事情，肯定不仅医疗行业能遇到。但是，毫无疑问，这样的事情在医疗行业极其普遍，普遍到几乎每个医生都有切肤之痛。

现在的自媒体时代，这样的事情似乎反而越来越多。医疗行业的东郭先生们，不断的遭遇饿狼的反噬。

不久前，在河南某地，一位患者需要手术，当地医院好心好意的帮他联系了上级专家下来做手术，免了他奔波求医之苦。按照事先约定，患者家属只需要支付区区3000元的专家酬劳（包含交通食宿等费用）。

没想到，患者家属先是假意答应并乖乖付钱，在手术顺利完成后却扭头找到当地无良媒体喊冤，指责医院乱收费。在无良媒体和无证记者的鼓噪帮助下，患者成功地实现了对上级医院专家的“白嫖”。

至于大名鼎鼎的聊城“假药”案，就更不用说了。面对身患三种晚期肿瘤的患者，面对家属强烈的救治意愿，医生基于当时的国际研究成果，向患者推荐使用了国内尚未上市的药物卡博替尼。用药后患者病情一度有好转迹象，家属对医生感恩戴德要送锦旗。

没想到，在患者最终不治后，家属反咬一口，指控医生“卖假药”。在无良媒体的疯狂炒作下，这位善良的医生，险些被害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。

而在聊城假药案中竭力还原真相，并付出了禁言一年代价的阿宝，至今被患者家属无休无止的起诉和纠缠。

很多人都问我：阿宝你后悔吗？

我不后悔。

在法庭上，我曾经对法官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们，不能把人性中最质朴的良善，逼入绝境！”

守护这种良善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

来源：“烧伤超人阿宝”微信公众号，作者：烧伤超人阿宝

原标题：《当善良遭遇恶意——一个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的故事！》